艺术和建筑遗迹所揭示的社会化问题是否具有代

对于年代纪资料并不丰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瘟疫研究更多需借助上面所提到的边缘性资料(如捐赠、遗嘱、碑文、家庭税簿、书信、许可证、诉讼等)。特定年代的遗嘱可能被解释...


  对于年代纪资料并不丰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瘟疫研究更多需借助上面所提到的边缘性资料(如捐赠、遗嘱、碑文、家庭税簿、书信、许可证、诉讼等)。“特定年代的遗嘱可能被解释为当时社会是否受异常流行病侵袭的标志”,根据官方书信的发布地也可以辨别瘟疫的地理分布,而根据碑文则可以判断受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死亡日期,对教会捐赠的观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们面对流行病的宗教态度和社会心理,另外税簿反映瘟疫期间的人口和政府的经济回应,而许可证与诉讼则映照出瘟疫时期的社会秩序。更有趣的是,“流行病可能与国王和女王去罗马的旅游(分别在1474年和1475年)有关。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国王在国外更安全……”但也需谨慎对待这些资料,因为在瘟疫时代,捐赠和遗嘱往往在主人死之前很久就被拟出,这些文书是私人物件,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遗嘱和捐赠的内容可以被随意理解。而且“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所涉及的遗嘱通常没有确切的日期”。税簿往往容易因人口的流动而失准,艺术和建筑遗迹所揭示的社会化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也需要仔细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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