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需要被全社会尊重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全国各地随之掀起振兴乡村的热潮。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出发,行程数千公里,在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六省部分乡村采访发现,在各...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全国各地随之掀起振兴乡村的热潮。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出发,行程数千公里,在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六省部分乡村采访发现,在各地乡村振兴实践中,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一个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村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与此同时,普通农户在土地上收益较少,多依赖外出打工挣钱,农民主体地位如何体现成为难点。还有一些专业大户反映,虽然每年收入可观,但寻找接班人成难题,后代们不愿意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农民和农业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农民不仅需要产业振兴、口袋里有钱,更需要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此外,乡村振兴必须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农村新供给的有效结合,才能聚拢乡村人气,振兴乡村产业,同时满足城乡两方面发展需求。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乡村都在努力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上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直接建立联系,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还重构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任。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变过去单一、低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为多元、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

  在此过程中,不少乡村还避免过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引进社会资本,“企业当主角、农民成配角”的现象,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乡村振兴。

  走进江西省靖安县古楠村,绿树成荫,院落整洁,小道旁村规村约栏非常醒目。在返乡“能人”舒敏璋的带领下,2012年,古楠村将全村368亩水田、3000多亩山林统一经营,成立了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水稻、蔬菜、苗木、土猪、土鸡等生态种养,并统一注册“古楠村”品牌,多种农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我们田里装了摄像头、杀虫灯,种田不用农药化肥,水田里养鸭子吃虫,农闲时种上红花草制作绿肥。”古楠村村支书钟英华说,村里山还是那些山,田还是那些田,但实行生态种养后,效益却翻了好几倍。2018年,全村实现产值380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合作社成立前的7800多元增加到1.6万元左右。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专业种植联合社位于黄河岸边,有社员3000多户,分布在43个自然村,拥有6万多亩土地,户均二三十亩,其中1万多亩已经完成生态种植转换。联合社理事长郑冰说,联合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行土壤转换,开展桃、柿、杏等生态综合多元种植,并负责技术培训和服务,传播生态种植理念,以及统一进行农产品销售等。“我们这里没有大规模流转土地,也没有引进社会资本,但我们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产品品质更好,卖上好价钱。过去,很多人不相信农民靠种地也可以致富,但我们证明了,靠种地完全可以实现更高的收入。”

  在靖安县古楠村,全村52户村民在把土地集中经营的同时,还以舒敏璋出资50万元算一股、一户五保户不出资算一股、其他每户出资1万元算一股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年底根据效益进行分红。钟英华说,2018年,合作社纯利润超过70万元,每股分红约在4200元左右。在古楠村的生态稻田里,记者遇到了正抱着一大堆草料晾晒的村民苏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除分红外,每个月在合作社打工还可拿到2900元的工资,加上妻子也在附近打点零工,家里收入和过去在外打工差不多。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胡跃高看来,随着现代种业和种植技术的发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既能确保农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品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同时,与大资本主导的模式相比,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虽然起步阶段见效较慢,但内生动力更足,更契合乡村振兴的目标。

  “各位巢友大家好!我村有一人说,他家有几斤鲜鸭蛋是最近下的,如有需要请在微信里告知,每斤18元。”“我来5斤!”“我要5斤!”……

  打开河北易县桑岗村巢市利民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新全的手机,只见一个有360多人、名为“巢状市场”的微信群中,不时会弹出这样买卖农产品的对话。

  乡村产业兴旺,既要种好也要卖好。记者采访发现,以往由于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间未建立直接联系,导致农民种养的东西不知卖往何处,市民对购买的农产品也不放心。在乡村振兴中,一些地方通过“互联网+”、农社对接、农超对接等模式,搭建起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直通车”,让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钱。

  易县扶贫办主任王晓亮说,当地山区农民原生态种养的农产品很好,但过去主要在周边集镇销售,卖不上好价钱,而城市消费者想买健康安全的土特产又不知到哪里买。中国农业大学在当地开展试验,建立“巢状市场”,将村民组织起来,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同时解决了农民“卖不掉”和市民“买不到”的难题。

  许新全告诉记者,目前“巢状市场”已带动当地6个乡镇22个贫困村800多个贫困家庭参与种植销售,客户群覆盖了北京和河北保定的多个社区。其中,仅中国农大校区2018年销售额就达到30万元左右。

  通过“巢状市场”等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联系,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还重构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任,对当前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乃至乡村产业振兴至关重要。

  靖安县古楠村为卖好村里的生态农产品,在南昌一些小区门口开设了5家古楠村绿色农产品社区直营店。记者在其中之一的鹿景店看到,店内摆放着村里种养的蔬菜、鸡鸭、猪肉等,土鸭卖到32元/斤,比市场高出10多元,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鹿景店负责人、古楠村村民夏思维说,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开展,现在很多地方都转向生产优质农产品,但普遍面临消费者不信任的难题,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然而他们店生意很不错,因为不少消费者去过古楠村,知道这些菜是怎么种的,吃得放心。

  许多大型商超和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在更大范围内重构农产品信任体系。记者采访的一家连锁超市是国内最早将生鲜农产品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企业之一,该企业副总裁告诉记者,保障农产品供给需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为此他们一方面以保护价收购基地农民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另一方面和国内外知名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确保进入超市的农产品品质高于市场一般水平,让农民不愁销、市民不愁买。

  一些乡村之所以衰落,归根结底是由于产业支撑不足。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振兴,除努力提升农产品品质外,还需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变过去单一、低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为多元、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推进种养环节的产业融合,在确保生态可持续前提下,提升土地亩均产出。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不少地方正兴起一种“稻+”现象,通过稻鱼共养、稻虾共养、稻鳖共养等大大提升农业的经营效益。

  安徽省庐江县是传统农业县,多年来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种水稻,不仅产值低,而且带来严重的面源污染。2010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吴保林在当地农业部门和安徽农业大学的帮助下,开始流转土地,尝试稻虾共养。吴保林告诉记者,在稻虾共养模式下,需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用量,稻虾品质更好,一块田还有两份收入。如今,由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社员达到116户,流转土地1.7万亩,亩均产值3000元以上。

  庐江县农委副主任邓本宜说,2018年,庐江县新增虾田稻面积3万亩,目前全县虾田稻总面积超过6万亩。按照县里规划,通过政策支持、技术融合和示范推广,到2020年,全县虾田稻面积将达到10万亩。

  二是在加工环节延伸产业链,扭转过去乡村仅提供初级农产品或成为加工企业原料基地的局面。

  江西省万载县是有机农业大县,全县49万亩耕地中有机农业认证面积超过45万亩。但记者在当地采访发现,许多农民因处于产业链底端,未能充分分享有机农业的高收益,一些长期经营有机农业的“有机村”依然是贫困村。

  “都说有机农业效益高,其实钱主要被加工和销售环节赚了,农民赚得不多。”万载县茭湖乡上峰村村支书蓝平红说,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尝试在村里牵头成立了一个茶叶合作社,吸纳当地300户村民入股,并计划延伸产业链建立茶叶加工厂。“今后,我们还是要打造自己的茶叶品牌。”

  三是创新思路找准支点,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以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多是以一产为支点,向二三产延伸,但也有一些地方“反弹琵琶”,从市场需求入手,倒逼供给侧改革,收到较好效果。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庄。2007年以来,袁家村明确以发展关中民俗旅游带动农产品加工,进而倒逼农产品提升品质的思路,推进“三二一产融合”。2018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亿元。

  “大家都知道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得好,但其实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因为旅游市场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相比之下,农产品市场更大更广阔,可以带动更多的村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袁家村村主任王创战说,在旅游发展中,袁家村重点打造“小吃一条街”,并采取前店后厂模式,每家小吃铺背后都是原料加工厂,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生产过程。同时,每家店铺还是一个合作社,店铺门口一律张贴合作社负责人姓名、电话和全体合作社社员名单,以及农产品检测合格证、安全质量保证书等,让游客买得明白,吃得放心。“目前,我们正在加快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布局,让游客回去后,还可以继续购买袁家村的放心农产品!”

  郭何根毕业于江西省樟树市农校,选择了回农村创业,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他说:“农业的本质就是提供健康安全的食物,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农业是社会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根基。但是长期以来,农民都是地位低下的象征,种田成了不赚钱的代名词。人人都知道‘三农’重要,但在社会上,农民始终地位低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江西省万载县茭湖乡是县里最早发展有机农业的地方。茭湖乡副乡长高秋生告诉记者,做有机农业非常辛苦,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小农户常常辛苦好几年,也挣不到多少钱。要想产业发展好,就得流转土地,但是当地处于山区,每户平均只有1亩多耕地,且流转价格只有三五百元,最高也就800元,农民积极性不高。理论上,农民可以一方面通过流转土地得到收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流转土地上务农赚钱,实际上农忙时间很短,对大部分农民而言,靠打短工很难获得足够收入,还得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留在家里的多是“386199部队”。

  “主要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大多还是在外打工,比如我小孩1985年出生的,那年村里共出生了11个小孩,但只有1个留在村里。其他的,要么通过读书走了,要么在外面打工,我孩子也在保定一家汽车公司上班。”河北易县桑岗村巢市利民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新全告诉记者,虽然村里一家一户生产的农产品对接上了城里的消费者,平均每户收益能有一两千元,但眼下这也只能解决脱贫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何慧丽认为,现在乡村振兴最大的难点是作为主体的农民不够稳固。“许多农民不想当这个主体。如果主体缺位,有钱也很难办成事。上面拨钱谁来用?用在谁身上?这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与实施乡村振兴要求不相适应的是,目前部分农民主体“等靠要”思想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通常是地方政府想要大干一场,商业资本摩拳擦掌,但乡村内部缺乏动力。”

  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洋口镇麻溪村,村民廖万明正在忙着给收获的血橙装箱。他告诉记者,洋口镇有18个村,麻溪村留下来的人算多的,但也只有20%左右。全村250户1080人,大部分常年不回村庄。

  他指着山间一大片长满杂草的荒地说,原来那些都是村里的地,后来土地的主人嫌在山坡上干活太累,撂荒了。

  廖万明和其他两户成立合作社,种植了160亩柑橘,品种有芦柑、血橙、脐橙、桔柚和爱媛橙等。今年行情好,脐橙不够卖的,血橙和爱媛橙还长在树上,就被福建、浙江和北京等地的客商订光了。

  “农业收入其实并不比外出打工挣钱少。我一年卖橙子收入十五六万没问题。还种了些蔬菜,一年收入超过20万元。”廖万明领着记者去山坡上看他的柑橘园,边走边说:“管理柑橘树并不麻烦,收入也非常可观,可是孩子宁可在城里每个月拿三四千元,也不愿意回家种柑橘。”

  洋口镇解建村的肖森官有着同样的苦恼。他告诉记者,自己经营150亩观光采摘园,种植脐橙、褚橙和爱媛橙等畅销品种。由于对果树养护精心,肥料都是豆粕等有机肥,果品质量高,销路非常好,厦门、杭州、南昌等地客商都是专车运输,还有电商一次性拿走8万斤。“我有个1000多人的客户微信群,每年基本上刚挂果就被预订得差不多了。按照平均4块钱一斤的收购价算,每年20万斤的产量,收入三四十万元没问题。”

  这么好的果园,这么可观的收入,未来谁来接班呢?肖森官说,自己有个儿子在城里,想让他回来接班,“说了好多次,人家说宁可不要这几十万元,也不回农村受罪”。

  肖森官说,现在他身体尚可,在橘园里干活没问题,但将来怎么办?这两年他也在考虑。“现在橘园里有些农业学院来帮忙的大学生,他们懂技术,也比较热爱农村,也许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指导他们,合伙把这片果园经营下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大势所趋,但乡村振兴也必须留住一些接班人。否则村庄没有人气,产业再兴旺也难言振兴。留住乡村人才和乡村人气的关键,是将以农民为主体落到实处,发掘农业潜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创新机制吸引人才下乡,增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加快城乡融合步伐,提升农民社会地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周立说,在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都比市民高,这样才能实现城乡相对平衡。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下乡从事农业生产,何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吸引对农村和农民有感情、对农业有情怀的人才下乡创业。我国已经由“乡土中国”社会进入“城乡中国”社会,乡村振兴不能只从农业内部着手,必须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农村新供给的有效结合,聚拢乡村人气,振兴乡村产业,同时满足城乡两方面的发展需求。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认为,在历史上,乡村曾经在数次危机中救了中国,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依然要回到乡村。

  他以袁家村的发展模式为例说,袁家村外来人口10倍于本村人口,1000多个商铺中,外来城市人开办的占到总量的70%,城乡之间不再是相互分割的关系,而是乡村吸引城市、城市主动融入乡村、市民与农民联合创业,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央鼓励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袁家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证明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可以很好地实现。

  何慧丽、郭何根、高秋生等人认为,农民不仅需要产业振兴、口袋里有钱,更需要被全社会尊重。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农民和农业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搞乡村振兴,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劲头比较大,着力点基本都在产业上,普通农户积极性不足。可通过城乡融合,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让乡村成为精神寄托之所,为乡村发展提供助力,激发乡亲们建设家乡的愿望和热情。

  当前,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具体详细地布置了今年和未来几年乡村振兴的硬任务,重申“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中央反复强调在农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农民主体地位是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农村改革正是从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开始的,通过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确立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

  农户经营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风险最小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当下小农户经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以否定农户经营为代价,而是要推动制度创新,如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就是有效途径之一。

  家庭农场,通俗地说就是扩大版的农户。与雇工农业不同,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家庭农场作为新型职业农民载体,与传统农户一样,都充分体现着农民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保护和实现农民的利益,是新时代激发农民新动能的有效组织形式。

  培育家庭农场迫切需要突破两个障碍。一是土地流转障碍。目前,靠人为推高土地租金促进土地流转的做法,难以形成健康的家庭农场。要明确农用地的基本属性和功能,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地退出机制,让种地的农户获得更多稳定的土地资源。二是农业人才和劳动力流动机制亟待完善,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形成。需要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形成城乡要素良性互动。唯有如此,才能为农业组织注入活力与生机。

  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就是合作社。家庭农场激发农民的合作意愿,使合作社获得微观动力基础。合作社具有“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性质,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而不是把农民变成看客。从农户到家庭农场,再到合作社,农民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

  合作社的提升不仅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还要注意与乡村社区的关系。以乡村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合作社,符合中国实际。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共同体,有互帮互助传统。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离开村落环境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十分困难。合乎实际的做法是,在合作社组织内部充分利用熟人的信任与合作传统形成合作机制,在合作社组织之间建立现代契约制度,实现合作社间的联合,避免合作社与乡村社区“两张皮”现象。

  抓好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保障。当人们赋予现代农业越来越多内涵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理念,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些人以现代农业的名义把短期效益、眼前利益作为追求目标,客观上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家庭农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稳定性,由于具有稳定性,才给农民以长远预期,农民才有保护耕地的热情和动力,也为培养农民珍惜土地的感情提供了基础。

  唯有稳定的土地关系,人们才有可能真心去保护、爱惜耕地,才有可能发展出绿色、可持续农业。也只有稳定的土地关系,才能积累起丰富的农业经验,为职业农民的产生创造条件。

  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有些地方不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农业可持续理念,土地承包关系一年一变或几年一变,农民难以形成长远预期,家庭农场难以形成。有些地方人为推高土地租金促进土地流转,诱发了非粮化、非农化现象,阻碍了农业的健康发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家庭农场以及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建立的合作社组织体系中才能实现。(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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